《海滨故人》是民国才女庐隐的成名作，最初发表于年10月版与12月版的《小说月报》。这篇小说，是最早出现的以民国女大学生的婚恋为题材的作品，为我们了解五四新女性的生存状况留下了宝贵的文字记录。
庐隐是在风云激荡的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才女作家，茅盾在《论庐隐》一文中对她有精辟的概括：
庐隐与“五四”运动有“血统”的关系。庐隐，她是被“五四”的怒潮从封建的氛围中掀起来的，觉醒了的一个女性。庐隐，她是“五四”的产儿。
创作于五四落潮之后的《海滨故人》，既保留了五四的血统，同时又有对五四的反省。因而，这部小说不同于庐隐早期一味鼓吹启蒙、图解社会的“问题小说”，其中所展现的五四新女性的生存困境，其时效性不局限于五四，也面向当下社会。更进一步说，当代女性至今也没有走出百年之前的困境。因此，对《海滨故人》中五四新女性命运的认知，也有助于对当下社会的反思。
本文将从知识、婚恋、友谊三个维度，带领读者了解《海滨故人》中五四新女性的人生困境。
庐隐肖像知识困境：知识误我？我误知识？
众所周知，鸦片战争以来，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知识的崇慕之情日盛，至五四时期更是达到巅峰，宣扬“全盘西化”。陈独秀在《新青年》阵地上所请来的两位先生——德先生与赛先生，其中一位就是以纯然的知识形态出现的科学（赛先生）。
然而在《海滨故人》中，女主人公露莎却有这样的怀疑：
十年读书，得来只是烦恼与悲愁，究竟知识误我？我误知识？
这种对“知识误我”的怀疑，不局限于露莎，其他人物，诸如云青、宗莹，都曾发出类似的感叹。作为五四的产儿，庐隐在《海滨故人》中借人物之口所表达的“知识误我”观，显然与当时的主流知识观背道而行，但这正表达了作者对清末至五四以来妇女解放运动的反思。
1.妇女解放运动下的女性教育
出生于年的庐隐，几乎完整地经历了清末民初妇女解放运动下的教育改革。其前半生有幸所受的教育，都是这一改革的结果。而在带有自叙传性质的《海滨故人》中，庐隐将自己半生的经历都投射在露莎身上。
在传统封建社会，宣扬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，妇女被社会的教育体系排斥在外。只有在官宦之家，为了知书达理、相夫教子的目的，才聘请塾师或是嘱托家内人，教待字闺中的女子认识点字，学点文章。露莎最初所受的教育，就来自于只学了些四女书的姑母。
鸦片战争之后，大量金发碧眼的传教士开始流入东南沿海城市。在异国的眼光之下，“三寸金莲”和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不再是天经地义之事。这些传教士将中国的妇女问题推入公众舆论领域，并身体力行地成立了“不缠足会”，建立了第一批女校。当然，传教士的这些行为，其实都掩藏着宗教目的。露莎在被姑母厌弃之后，就进了一所教会学校。
年3月，清政府颁布了第一个女学堂章程，由此出现了一批为政府所认可的女学堂和女师范学校；在此之前，民办的女校都是“非法存在”的。年，教育部公开在全国招收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就此为此而设置的第一批女子大学。庐隐的整个教育生涯就是女学堂——女师范——女高师，并且，她还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第一批学生。
与作者生平相类似，小说中的露莎、云青、宗莹等女性人物，既是在现代教育体系下成长起来的，也是在西方的知识狂潮中成长起来的。正因为她们长期地浸没在这种知识氛围中，所以更能看到“知识”的局限所在。她们所喊出的“知识误我”，绝非空穴来风。
2.“知识误我”的具体表现
既然“知识误我”，那么，究竟是怎么个“误”法呢？在小说中，这个“误”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知识带来的孤立感；二是男权话语下知识的“欺骗性”。
首先，在五四时期，知识仍然是少数人享有的权利。全国青年女子何其之多，然而进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大学的不过百来人。像露莎及一众好友能进入此等学府，不能不说是一种幸事。然而，正因为她们是那个社会的少数派；她们的思想亦是那个社会的少数派，所以她们便主动或被动地与周围人疏离，乃至陷入孤立的境地。
在小说中，宗莹对这种由知识带来的孤立感就有明确的袒露：
进了学校，人生观完全变了。不容于亲戚，不容于父母，一天一天觉得自己孤独，什么悲愁，什么无聊，逐渐发明了。
这种孤立的境遇，对于现代人来说仍然熟悉。由于学历眼界的不断开拓，我们与那些曾经聊得来的亲戚朋友逐渐失去了共同语言，陷入一种无人可以畅所欲言的境地。
其次，从有文献记载的奴隶社会开始，中国便是一个父权社会，男性群体具有绝对的话语权威，这个权威在清末民初的知识界仍然保留着。五四运动中叱咤风云的青年导师，如胡适、陈独秀、鲁迅等，无一不是男性。由他们所传播的知识体系，其实也是一种男性的知识体系。这种知识体系，有时候就会对女性群体带来伤害。
五四时期，“婚姻自由”、“恋爱自由”、“妇女解放”等口号一时甚嚣尘上。以往被视为大逆不道、有伤风化的“恋爱”，转眼间变成五四新青年的标配，不去谈一场恋爱简直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新派人物。不仅如此，这种“恋爱”风尚也给了那些有妇之夫出轨的借口，大学校园里顿时出现了诸多的婚外恋事件。在小说中，玲玉与宗莹的恋爱，其实就是两宗婚外恋。庐隐敏锐地洞察到此类现象的本质，做了一针见血的评论：
世俗大半以性欲伪充恋爱，以游戏的态度处置恋爱，于是我们时刻可看到因恋爱而不幸的记载。
婚恋困境：保守观念的阻拦与个体价值的失落
在现代社会，恋爱与结婚无疑是青年男女人生中的重要事项；而在社会体制尚不成熟的20世纪初，婚姻与恋爱更是《海滨故人》中各女大学生的首要事项。对于五四时期女性来说，她们可供选择的工作不仅极为有限，而且不太稳定。譬如庐隐本人，经常变换自己所任职的学校，被戏称为“一学期先生”。相较之下，婚恋更是五四新女性的“终身大事”。
在那样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，五四新女性的恋爱与婚姻通常受着新旧两重标准的煎熬，而个体意志的张扬，也使得她们对一度被程式化处理的婚恋情感，有了更深刻的生命体验。但无论是外界目光还是内在体验，无论是喜结连理还是未成佳偶，《海滨故人》中的五四新女性的恋爱与婚姻最终都陷入困境。
民国时期，在课堂的女大学生
1.恋爱的困境：保守观念的阻拦
虽然《诗经》中有不少后人所谓的“爱情诗”；但是传统社会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之下的“爱情”，终究与现当人的“爱情”大异其趣。现代以自由为前提的爱情观，很大程度上仍是个西方的舶来品。这一舶来品的本土化的过程，最终就表现为五四新女性波澜壮阔的抗争史。她们的恋爱困境，主要就来自遗留的保守观念和势力的阻碍。在小说中，云青的恋爱遭遇，正体现了这一困境。
云青作为一名深受五四影响的知识女性，对于恋爱也保持着自己的一份憧憬。在小说中，她与蔚然存在着共同的语言、共同的志趣，相互之间也十分倾慕。按理说，她们应当是十分合适的一对，可缔结百年之约。然而，当蔚然向云青的父亲提亲时，却被后者婉拒了，认为自己的女儿还大有前途，可以寻一个更好的归宿。
事实上，如果云青能够像她的好友宗莹那样在父亲为爱情面前据理力争，那么她与蔚然的婚姻还有挽回的余地；然而，她虽然是接受过新式教育的新女性，但也还背着因袭的重负，不愿意违抗父亲的意愿。正如她在信中的自白：
自幼即受礼教之熏染。及长已成习惯，纵新文化之狂浪，汩没吾顶，亦难洗前此之遗毒，况父母对云又非恶意，云安忍与抗呼？
家庭保守势力与自身保守观念的共同作用，终究迫使云青放弃了自己的爱情。然而，她的内心却久久不曾平静，对自己的爱情也久久难以忘怀。余暇之时，她甚至还做了一篇小说，塑造了一个专夺人幸福的恶鬼，恶鬼头上的紫金冠写着这么四个字：礼教胜利。在这一段挫折之后，云青便如《红楼梦》中的惜春一样，斩断情丝，一心研读佛典了。
云青的遭遇，在那个时代具有典型性，两情相悦的情侣终因父母的异议而劳燕分飞。但即便在今天，此类事件也会不时冒出，而父母们的理由与一百多年前也无甚差异。
2.婚姻的困境：个体价值的丧失
五四时期，有一个值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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